從中老胡同32號大門進去，差不多是斜對著，稍微偏南一點，有個垂花門洞。走進這個門洞，朝西北方向斜穿過這個小四合院，鑽過一個正南正北的小巷，正對著你的就是這個宿舍最北面的那一排平房了。這一排中間11號，就是我的家。這是由宿舍大門直達我家的中路，是最短的路線。你也可以從西路或東路彎一下，途經不同的人家，來到11號。我們這個宿舍裡總共也就二十來家，門前的路是四通八達的，怎麼走都走得通。
我家門前還有個標誌，那就是兩株松樹和一個小小的花圃。這是32號院僅有的兩棵松樹。
五顏六色的花草可以從暮春開到中秋，松樹的針葉則一年到頭都是綠的。絲瓜蔓沿著牆邊扯的繩子爬上了房，掛上了樹梢。關於這松樹和絲瓜，還有段故事，是大肚子李媽講給母親聽的。與其說是講故事，不如說是告狀：李媽參了我父親一本。
1947年，因為外婆病逝，我們隨母親陪外公在武昌住了一段時間。父親仍在北大上課，他的日常生活就交給了李媽管理。等我們回來後，李媽就來講松樹和絲瓜的故事了：
“那天大清早，我堵住先生要菜錢，您猜他老人家怎麼說：‘門口的絲瓜摘兩條，不就有了嗎？我沒錢了。’我尋思，這到日子不關餉也是常事，沒錢就別要了吧。快到晌午天兒，米飯燜得了，絲瓜片也切出來了，就等先生進門再下鍋炒。偏偏就是等不來。鍾打過十二點了，還不見先生的影子。忽然聽見先生在門口說話，我出去一瞧，您猜怎麼著——先生正帶倆夥計栽樹吶！我抬眼這麼一踅摸（北京方言：仔細看），好傢伙，這麼粗，這麼高——您已經瞧見了。得花多少錢呀！不是沒錢了嘛？心裡這麼想，嘴裡就唸叨出來了。先生耳朵還挺尖，忙說：‘上午領了稿費，錢剛剛夠。’得，錢又沒了，見天兒吃絲瓜吧！真的就吃了三天，第四天頭上關餉，我才拿到菜錢。太太，您給評個理兒，有先生這麼行事兒的嗎？”
母親聽了直笑：“您還不知道他這個人呢，就是喜歡松樹。多半兒早就相中了，單等領了錢就買的。您別跟他生氣，沒用，他的脾氣是改不了的。”母親停了一會兒又說：“他小時候不叫友松，他父親給他起的名字是陳豹，那是因為爺爺特別佩服梁山好漢豹子頭林沖。先生進城讀書後，自己改成這個名字——友松，意思是佩服松樹的脾氣，願意拿松樹當榜樣做朋友。”輪到大肚子李媽樂了：“怪不得呢。”。
其實，父親不但喜歡松樹，他喜歡的花木可多著呢，但菊花又是他最愛的了。所以每年都要買幾盆，放在松樹旁邊。那全是為了母親。
母親生在菊花盛開的時節，外公朱木君先生為她取名“良菊”。我的外公一生喜讀古詩詞，尤其是陶淵明的詩。晚年臥病在床，手指的關節因為類風溼而僵直，他仍艱難地翻讀陶淵明的詩集。那本翻爛了的舊書，紙已經發黃。他背靠枕頭，胸前支著一個小木架，書就放在架子上。老人揚著頭，晃動著上半身，長吟短嘯，抑揚頓挫，那腔調在我聽來似乎很滑稽。那句“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”，在我很小的時候就記住了，大概是長輩們經常吟哦的緣故。
父親本來就愛菊，欣賞寫菊的詩詞。和母親認識之後，更常賦菊詩。他還蒐集了無數首寫菊的詩詞，閒暇時譯成英文的詩。懂英語的詩人評價說，譯文信達雅，意境美，押韻也巧妙。《紅樓夢》裡那十二首詠菊詩，他用毛筆工工整整地把英文稿謄寫在榮寶齋監製的粉紅色信箋上。那粉紅色的紙上嵌著星星點點的雲母碎片，閃著光，與黑亮的墨字交相輝映。真是美不勝收啊！母親很珍愛，時常翻出來欣賞，一直到1966年。造反派把父親的手跡全部沒收了，甚至連我的日記也不放過，他們硬說那是陳友松的筆跡。嗚乎哀哉，你珍惜的字紙，到了那些人手裡，其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。